锚定科创高地 深耕协同创新——专访中国工程院院士高宗余
本刊记者 曾洁玲 · 2026-07-13 14:39
高宗余
中国工程院院士,全国工程勘察设计大师。现任中国中铁股份有限公司首席科学家,中铁大桥院首席专家,桥梁智能与绿色建造全国重点实验室主任,第十四届全国人大代表。长期致力于大型桥梁工程的设计、施工技术研究,系统构建了高速铁路大跨度桥梁建造成套技术,创新发展了千米级三塔悬索桥结构新体系,研发了复杂环境下跨海桥梁建造系列技术,为我国桥梁技术走向世界前列作出了突出贡献。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先后六次考察湖北,多次对湖北科技创新、产业创新作出重要指示。《中共湖北省委关于制定全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提出,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推动以企业为主体的产学研协同创新。高宗余院士长期深耕桥梁工程领域,主持设计了50多座大型桥梁,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6项,对产学研协同创新有着丰富的实践经验和深刻思考。本刊记者特邀高院士结合桥梁重大工程实践,解读湖北如何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殷殷嘱托,做强企业创新主体、构建高效产学研协同创新体系,奋力打造全国具有影响力的科技创新高地。
本刊记者:高院士您好!感谢您接受我们的采访。企业是创新的主体,是科研立项、研发投入、成果转化的核心主力。作为一名长期奋战在桥梁工程科研、设计、施工一线的专家,您如何看待以企业为主体的产学研协同创新在国家创新发展大局中的地位和作用?
高宗余: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作出一系列顶层设计与战略部署,多次强调要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以企业为主体,本质是把创新的“出题权、阅卷权、投入权、收益权”交给市场主体,有效破解“科研与产业”两张皮难题;产学研协同,就是要把高校院所的智力资源深度嵌入企业创新体系,让企业真正成为技术创新决策、研发投入、科研组织、成果转化的主体。
实践证明,构建以企业为主体的产学研协同创新体系,是打通创新链产业链、实现两类创新深度融合的重要路径。从我们桥梁工程领域的实践来看,这套协同创新模式在服务国家创新发展全局、支撑交通强国建设进程中,具备不可替代的战略价值。
第一,企业是“真问题”的发现者。重大工程往往面临极限挑战——超大跨径、复杂地质、恶劣气候,这些一线“真问题”不可能从实验室凭空产生,必须由身处实战前沿的企业来定义和提出。2016年,我主持设计的沪苏通长江公铁大桥,面对主跨1092米、时速250公里的高速铁路过江需求,企业团队率先捕捉到“千米级跨径下钢桁梁整体吊装精度控制”“大跨度桥梁列车行车轨道形位控制技术”等一系列关键技术难题。正是这些源于工程一线的“真问题”,才催生了后续的科研攻关方向。
第二,企业是创新链条的“总装车间”。高校院所在基础研究、前沿探索方面优势明显,但一项技术从理论突破到工程落地,必须经过设计验证、中试验证、现场调试等漫长过程,这恰恰需要企业发挥“总装集成”功能。我们中铁大桥院在70多年的发展历程中,培养了4名中国工程院院士,7名全国勘察设计大师,累计获得国家科技进步奖24项,这些成果无一不是依托重大工程、联合产学研各方协同攻关取得的。
第三,企业是创新价值的检验者。科技成果有没有用、好不好用,最终要靠工程实践来检验。以企业为主体,本质上是以“用”为导向倒逼创新链条,让科研真正服务于产业需求。可以说,在当前国家大力推动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背景下,以企业为主体的产学研协同创新,不仅是桥梁工程领域的发展法宝,更是打通从科技强到企业强、产业强、经济强通道的关键一招。
本刊记者:近年来,湖北依托丰富的科教资源,构建了由企业牵头、高校院所支撑、市场导向、成果闭环转化的产学研协同体系,省级重大科研项目有七成由企业牵头实施。全省技术交易规模连续多年高速增长,2025年全省技术合同成交额达6100亿元,已连续5年每年迈上一个千亿台阶。在您看来,湖北在推动以企业为主体的产学研协同创新方面,具备哪些重要基础条件和比较优势?
高宗余:湖北是科教大省、交通基建大省、工业重镇,叠加长江黄金水道独特区位,在推进企业主导产学研协同创新上有着得天独厚的条件和显著优势。
一是顶尖科教资源富集,为协同创新提供充足智力供给。武汉拥有武汉大学、华中科技大学、武汉理工大学等数十所“双一流”、特色高校,中科院武汉岩土所、水生所、测量与地球物理所等国家级科研院所,土木、交通、水利、智能制造、大数据、新材料学科实力全国前列。仅桥梁工程领域,省内高校在结构力学、岩土工程、智能算法、新材料研发上拥有大批国家级实验室、重点学科,能够为桥梁、轨道交通等基建企业提供源源不断的基础理论支撑、试验平台和青年科研人才。
二是产业基础扎实,为协同创新提供了应用场景。湖北在桥梁工程、高铁、船舶、光电子等赛道集聚一批央企龙头和本土领军企业,中铁大桥院、中铁大桥局、铁四院、中交二航局等一批全球顶尖桥梁与交通基建龙头扎根湖北,桥梁设计、施工、装备制造全产业链完整,全国超七成跨江跨海大型桥梁由湖北企业主导建设。仅以桥梁领域为例,湖北在建和建成的长江大桥已超过40座,荆州李埠长江大桥、双柳长江大桥等世界级工程为产学研协同提供了丰富的“练兵场”。以需求为牵引、以工程为载体的协同创新模式,在湖北有着深厚的产业土壤。
三是政策体系日趋完善,顶层设计持续加码赋能企业协同创新。2025年湖北出台了《关于推动以企业为主体产学研协同创新的实施意见》(以下简称《实施意见》),从创新联合体培育、财政资金支持、成果转化激励、人才配套等方面出台系统性扶持举措。同年10月发布了《湖北省促进高校科技成果转化若干措施》,从赋权改革、收益分配、基金支持等多个方面打通成果转化堵点。这些政策红利正在加速释放。
四是区位与战略定位加持,赋予协同创新国家级战略机遇。湖北承东启西、连南接北,是中部地区重要省份。习近平总书记多次考察湖北,要求湖北打造全国科技创新高地。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中部地区崛起、交通强国建设等多重国家战略在湖北叠加。大量国家级重大交通工程布局长江沿线,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重大科技专项持续向湖北各领域倾斜,省内龙头企业更容易牵头申报国家级协同攻关项目,争取国家级科研资源,依托国家战略平台放大产学研协同创新成效。
本刊记者:您主持设计的重大桥梁工程,本身就是鲜活的产学研协同样本。能否结合您主持设计的重大工程案例,谈谈企业如何把重大工程中的“真问题”转化为科研攻关的“实任务”?
高宗余:我所在的中铁大桥院,始终坚持依托国家重大工程开展产学研协同创新,将重大工程的“真问题”转化为科研攻关的“实任务”。
以荆州李埠长江大桥、常泰长江大桥、西堠门公铁两用大桥等世界级桥梁建设为例,面对超大跨径、深水急流、强台风等极限挑战,我们联合高校、科研院所和产业链上下游,构建了“需求牵引—理论支撑—技术突破—工程实践”的全链条“产学研用”协同攻关体系。
企业牵头“出题”,高校院所参与基础研究和理论验证,设计、施工单位协同开展技术验证和迭代优化。在这一机制下,我们提出超大跨度桥梁绿色设计、大型桥梁沉井基础智能建造、桥梁智能运维等研究方向,联合武汉大学、华中科大、西南交大、中科院武汉岩土所、中铁大桥局等高校、科研院所、企业开展联合攻关,形成了“桥通”智能设计软件、恒载非对称大跨度斜拉桥建造技术、斜拉—悬索协作体系桥梁、沉井水下智能取土机器人、桥梁数字孪生运维平台等系列成果,成功应用于国家重大工程,近三年实现产业化转化合同总额7.5亿元,桥梁构件工厂化预制关键工序减人率达55%,生产效率提升50%,极大提升了我国极端复杂环境下桥梁工程的自主建造能力与智能化水平。
本刊记者:从您的介绍来看,以企业为主体、以工程为牵引、以协同为路径,确实是产学研深度融合的有效模式。结合您所在的桥梁工程领域和湖北的实际情况看,当前以企业为主体的产学研协同创新还存在哪些突出短板和不足?
高宗余:近年来,湖北在推动以企业为主体的产学研协同创新上取得较大成效,但仍面临诸多现实问题与发展瓶颈。
一是协同机制衔接不畅。企业作为创新主体的话语权有待进一步加强,参与国家、省部级高层次科研战略规划的渠道不够顺畅,在领域关键技术布局、重大科研方向谋划上的参与度不足,部分科研方向与产业一线需求结合不够紧密,存在“研需脱节”现象。
二是经费保障体系有待进一步完善。企业牵头的科研平台建设运行经费主要依赖企业自身投入,受市场效益波动影响大,稳定持续的财政支持机制尚未完善,面向长期基础研究、前沿技术储备的资金保障偏弱,难以支撑高风险、长周期的关键技术攻坚。
三是研用融合存在壁垒。部分科研成果停留在理论层面,从“实验室”到“工地”的转化通道不够畅通,“数据孤岛”现象依然存在,设计阶段的数字模型在向施工、运维阶段传递时,信息常有流失或衰减,各参建方平台的数据标准不统一,“一模到底”尚未完全实现。部分智能化设备功能强大,但与之配套的管理流程、人员技能未能同步升级,软硬件“两张皮”问题仍待解决。
四是人才适配性有待提升。既懂土木专业又精通数智技术的复合型人才缺口较大,高校学科设置、人才培养与企业实际需求存在错位,教育链、人才链对接产业链存在断点。
本刊记者:您所在的中铁大桥院是科技创新的国家队,也是湖北省产学研协同创新、重大基础设施技术攻关的核心龙头企业,近年来在推动产学研协同创新方面作了哪些积极探索?下一步有哪些主要规划和打算?
高宗余:近年来,中铁大桥院始终坚持以科技创新为核心驱动,积极服务湖北科创引领战略。企业牵头组建“桥梁智能与绿色建造全国重点实验室”,推动桥梁技术从跟跑向领跑转变。我们自主研发的“桥通”“领绘”“SNAS”等核心软件,已实现桥梁设计计算、施工图绘制全流程自主可控,彻底打破国外软件垄断,核心效率优于国际主流工具,形成一批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技术成果。
作为国家重点实验室的负责人,我们团队正对照《实施意见》,细化“三步走”实施路径,依托国家重点实验室平台,把产学研协同从浅层的“物理结合”迈向深度融合的“化学反应”。
第一步,让“出题”和“答题”的机制更顺畅。《实施意见》特别强调要发挥企业创新主体作用,这恰恰是我们最擅长的。我们现在做的就是“企业悬榜出题,高校揭榜答题”,把我们在大桥建设中遇到的“卡脖子”难题,直接转化为科研课题。比如目前正在攻关的“峡谷强震深厚淤积库区桥梁建造关键技术”,就是由我们结合重大战略工程提出攻关需求,联合西南交大等高校团队联合攻关,我们的工程师和他们的研究生一起解题。这种模式让科研真正源于工程、服务工程、高于工程、引领工程。
第二步,让“育人”和“用人”的链条更紧密。《实施意见》提出要深化产教融合,探索“双重聘用、双向兼职”等用人机制。我们与西南交大等高校已经共建了“三元融合”的育人平台,实行校企双导师制。未来,我们要把这种合作做得更实,计划互派更多骨干人员挂职,让高校的博士生能深度参与我们的重大工程设计,也让我们的一线总工能走上大学讲台,把最鲜活的工程案例带进课堂,真正实现教育链、人才链与产业链的有机衔接。
第三步,让“成果”和“产业”的转化更快。《实施意见》明确要探索全链条科技成果转化机制,这与我们的目标高度一致。我们实验室已成立了专门的成果转化基地——中铁大桥(武汉)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接下来,我们要借助湖北省的政策支持,进一步打通从实验室样品到工程产品的“最后一公里”。比如,我们自主研发的桥梁智能设计软件和绿色高性能材料,已经有了很好的应用基础,下一步要加速其产业化推广,让更多湖北的科技成果在荆楚大地的重大工程上落地生根,并沿着“一带一路”走出去。
本刊记者:习近平总书记要求湖北“努力打造具有全国影响力的科技创新高地”。从企业主导产学研协同创新这个维度来看,您认为湖北要达到这一目标,当前亟须抓好哪些重点工作?
高宗余:我认为,当务之急是要着力解决前面谈到的产学研协同创新面临的突出短板弱项。
一是做实“企业出题”机制。在国家、省级重大科技专项中,提高产业界专家评审权重,优先支持由企业牵头的创新联合体承担行业需求导向的科研项目。推广“行业出题、校企答题、用户验题”的全过程管理模式,将技术成熟度、市场应用前景作为立项验收的核心指标之一。
二是健全多元经费保障。加大财政专项经费对企业牵头科研平台的稳定支持,引导社会资本、产业基金参与,完善经费使用与管理机制,保障资金精准投放。
三是搭建成果转化平台。推动高校院所与企业共建中试基地、博士后工作站,将工程实效作为科研成果评价重要标准,打通从研发到应用的“最后一公里”。
四是强化复合型创新人才激励与培养。支持高校设立智能建造等交叉学科,校企联合开展技能培训与人才培养。对企业牵头,承担国家重大专项、突破“卡脖子”技术、突破关键共性技术、实现国产化替代的技术骨干,给予科研贡献奖励和岗位津贴,在职称评聘、人才认定中开辟专门通道,激发人才创新活力。
本栏目编辑:张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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